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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中的幽灵
发表时间:2021-01-13     阅读次数:     字体:【

提到进化论或遗传学时,人们往往会用决定主义这个概念来解释其中的行为主义取向,对这个概念持一种强烈的否定态度,而本章关注的是决定主义的这个常常被错误提及而又饱受批评的概念。本章关注的是决定主的初始概念,是作为与“自由意志”相对的一个概念而出现的,任何哲学导论课程中都会提及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关于决定主义的优虑在下边的这首打油诗中有着生动的体现曾经有一位年轻人说道:“该死的!想到我在一个封闭的凹槽中肯定会被带着向前跑我就痛苦得不得了事实上,不是电车,而是电车轨道,

关于“机器中的幽灵”的传统观念认为,有一个自我或者灵魂栖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决定着我们的身体表现出怎样的行为。这些决定并不会受到某些先验的物理事件的影响,不会像一个弹球那样,要与另一个弹球发生撞击才能落入球袋。大脑这样一个靠遗传而来的器官,它内部产生的生理活动决定着人类的行为,

这一看法对传统观念进行了驳斥。这样一来,人们的行为就成了分子运动的机械产物,因此,传统理论中所谓的非外因引起的行为选择者就失去了任何赖以存在的空间。

有关决定主义的第一种忧虑是关于人类的存在方式:从本质来看,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选择。我们对什么是正确的事情苦苦思索,但这毫无意义,因为每件事好像都是由我们的大脑预先设定好了的。如果你被这种担忧折磨得痛苦不堪,那么我建议你考虑一下下面的实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不要刻意思考自己该做什么。毕竟,这是在浪费时间:它们都已经被大脑预先安排好了。如果直率行事,活在当下让你感觉不错,那么就去这样做吧。不过,我可不是很正经八百地劝你这样做的。但是偶尔反思一下,如果放弃做出决定,将会发生什么,这可以大大舒缓你的焦虑。这个实验并不是凭空虚构的,它是建立在大脑的工作原理基础之上的。这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神经活动,它明显具有这样一种功能,能够按照可预见的后果进行行为选择,对接收到的信息(包括他人的劝告)做出反应。你不可能超越这种神经活动,或者是这种神经活动不能够在没有你参与的情况下自发形成,因为这是你的神经活动。如果最刻板的决定主义是真实的,那么你将对它束手无策,因为你对决定主义的担忧以及你如何对付这种担忧,都是被预先决定好了的。担心决定主义会对我们的存在方式造成困扰纯粹是在浪费时间。艾伦·亚历山大·米尔恩( Alan Alexander Milne)曾经道出了对决定主义的另一种更贴近实际生活的担忧:“不用怀疑,‘开膛手杰克’会为自己辩护说,自己的恶行只是人性的表现而已。”这种担忧认为,对人性的理解会消解个人责任这一概念。按照传统的观念,本性或者灵魂会决定我们如何去行事,会在事情搞砸时让我们负起责任来。就像杜鲁门总统的桌子上写的那样:“责任到此;不能再推。”但是,当我们将行为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大脑、基因或者是进化历史时,似乎再也不能让个人为其行为负责了。生物学成了最完美的托辞,成了免受牢狱之苦的最佳方法,成了医生开出的最好的免责证明。正如我们看到的,提出这种指责的大多来自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右翼人士,他们试图保留灵魂这一概念,还有一部分指责来自试图保留“我们”这一概念的学术圈的左派分子。他们认为,即

便是处在别无选择的环境之中,我们也能建构出自己的未来。为什么自由意志会与责任紧密相连,为什么生物学会被认为对这两个概念都构成了威胁呢?其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假设人们原本可以做出别的选择,但是他们却有意识地想造成不良后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对其罪恶行为或错误决定进行指责。我们并不会谴责误把朋友看成一只鹿而向其开枪的猎人,也不会谴责让肯尼迪总统暴露在刺客枪下的司机,因为他们并没有预见会发生什么,也并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会宽恕那些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殴打护士的病人,会宽恕那些将他人看成是凶猛野兽而对之进行攻击的疯子,因为我们觉得他们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控制。我们不会对一个让他人失去生命的孩童实施审判,我们也不会对一个动物或者一个无生命的物体进行审问,因为我们认为他们从本质上来看无法做出清晰的选择。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待人性,似乎是在将越来越多的人划入无过失的行列。个杀人犯可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精神错乱的人,我们通过新的认识工具,会发现他的扁桃体萎缩或者他的额叶代谢功能低下,或者是他的单胺氧化酶基因存在问题,这可能会使他失去对自己的控制。或者是,对他进行认知心理测验,会发现他患有某种慢性病,无法进行预见,这使他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或者是他所持有的心智理论是有缺陷的,使他体会不到别人的苦难。总之,如果机器中没有幽灵,那么罪犯的肉体器官中必定有什么东西使他与大多数人不一样,因为大部分人不会在同样的情境下伤害或杀死他人。这样一来,恐怕我们很快就能找到让杀人凶手免受惩罚的缘由,就像我们现在宽恕疯子和孩童,更糟糕的是,生物学可能会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无可责难的,没有过失的。有关进化的理论告诉我们,人类行为动机运作的最根本原则是,在当下的环境中尽可能使我们祖先的基因得以延续。既然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这一根本原则,那么就不应有人因追求这一原则而受到指责,就像我们不会责备一个错把护士当疯狗而大打出手的精神病患者一样。当我们了解到古代那些对无灵魂的事物进行惩罚的风俗时会禁不住挠头:如果一头公牛撞死了一个人,那么按照希伯来人的规矩就应该用石头将它砸死;而雅典人的习惯是,如果一把斧子伤了人,就应对其审判,如果发现它有罪,就会将其扔在城墙上示众;中世纪的法国有这样一个案例,一头母猪被处以乱刀砍死的刑罚,因为它伤害了一名儿童;1685年,人们对法国异教徒所使用的教堂大钟实施鞭打,并将其埋葬。但是进化生物学家坚持认为,我们和动物并无本质不同,分子遗传学家和神经学家认为,我们与无生命的物质并无本质差别。如果人们没有灵魂,对其实施惩罚岂不是非常愚蠢?灵魂创造论认为,如果我们教导孩子说,他们是动物,他们就会像动物一样行事,难道不应该关注这一理论吗?美国枪支协会的汽车保险杠贴纸上写的是“枪支不杀人,是人杀人”,我们是否应该看得更深远一些,认为既不是枪杀人,也不是人杀人,因为人只是一种像枪一样的机械装置?

这些关注并非是脱离实际的学术讨论。犯罪辩护律师们有时会关注认知神经科学家的研究,因为他们希望某些大脑扫描结果能为自己的当事人开脱罪行,理查德·杜林( Richard Dooling)的小说《头脑风暴》( Brain storm)就曾对这种情,

形做过精彩的描写。一些遗传学家发现,一种不寻常的基因会使某个家庭的成员都具有先天性的暴力倾向,这个时候,尽管某一名罪犯和那个家庭毫无关系,辩护律师依然会认为这个罪犯身上也有着类似的基因。如果这样的话,这位律师就会辩解,他的当事人的行为并不是完完全全由其自身的自由意志决定的。当兰迪·桑希尔和克雷格·帕尔默论证说,强奷是雄性的繁衍策略导致的后果时,就有一位律师用他们的研究成果来为一名强奸嫌疑人辩护。在这里,你还可以加入你喜欢的关于律师的笑话。那些老练的生物法律学家,如欧文·琼斯就认为,用“强奸基因”来进行辩护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用生物学解释为那些干坏事的人开脱的危险依然存在。这就是研究人性的科学为我们许诺的光明前途:不是我犯错,而是我的扁桃体有问题?达尔文使我这么做?基因干扰了我写家庭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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