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弗洛伊德1939年去世以来，美国精神分析已从一个小的、同质的/阶层分明的、主要通过驱逐异己分子解决争端的团体，成长为一个规模更大、更为民主、以知识与文化多样性而著称的团体。理论多元化及不断壮大的异质化从业者群体又加剧了颠覆与循旧之间的矛盾挣扎，史无前例地严峻考验着不同学派之间谈话的谦逊性。尽管这些挑战不应该被低估，但目前的状况给了美国分析师们一个独一无二的、重修旧好的机会。为此，我想敦促各种不同分析传统的追随者们放弃二分法及绝对化的谈话，相反，用一种辩证精神去追寻另外一种谈话方式。正如科学的本质是对那些推翻成见的证据采取开放的态度，精神分析的智慧也应是努力避免防御、勇于承认错误。人性本如此，我心中所想的不是一种达不到的理想，一种各方谦逊的态度才是最值得去尝试的。鉴于弗洛伊德那强有力的矛盾人格对精神分析运动所造成的长远影响，今天几乎没有分析师认为有必要将他理想化，这表明我们已经在精神分析共同的旅途上达成了一些集体共识。如果我们回首20世纪中叶海因茨·哈特曼的著作，他将精神分析变成“普通心理学”的抱负至今仍是典范，显然他对弗洛伊德的看法是需要探讨的。通过努力缩小弗洛伊德作品中情绪或潜意识因素所起的作用，哈特曼(1959)写道，弗洛伊德“努力追求成为一门科学学科，他对患者所积累起来的观察资料，他寻找概念工具来对它们进行的解释已经削弱了精神分析理论中刺激因素的重要性”(P.339)。在同样的思路下，他表杨了弗洛伊德的个案史，“因为它们展现了观察与假设形成之间不断相互促进并形成确定的命题，这些可以用来验证我们的知识，以及尝试证明它们有效或无效”(p.342)。

诚然，弗洛伊德的个案史仍然有许多可以教给我们的，在其人生的巅峰，弗洛伊德的确展现出了哈特曼所高度赞扬的“科学学科”。例如在介绍小汉斯个案时，弗洛伊德(1909)警示道：“我们没有必要立刻去‘理解'一个个案。当我们对它有足够印象时，通常只有在后一阶段才能做到理解。现在我们将搁置我们的判断，将我们公正的注意力放在可以观察的每一样东西上。”（p印.22-23)类似地，他建议分析师读者们“不要试图立刻去理解每一样东西，只要对每一点给予不偏不倚的关注，并静观未来的结果”(p,65)。但是，这些可贵的箴言在他实际的临床实践中通常都是矛盾的。在他与小汉斯的个人咨询中，弗洛伊德告诉那个男孩，甚至在他出生前，他“就已经知道，有个如此喜欢母亲的小汉斯会出生，并且会因此不得不害怕他的父亲（p.42)”。实际上，在文章的结论部分，弗洛伊德公开承认：“严格地说，我从该分析中没学到什么新东西。”(p.147)它仅确认了他的发现来自成人治疗。

很大程度上受成见的影响，哈特曼认为弗洛伊德是一位浮士德式的人物而不是严谨的科学家，但这不意味着贬低了弗洛伊德的天才。现今弗洛伊德对我们的重要性，不仅因为他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表现的矛盾之处，还因为

他所提供的答案。这种对弗洛伊德更为细微甚至批评性的态度，是诸如埃里希·弗洛姆、西奥多·雷克、卡伦·霍妮和克拉拉·汤普森等修正主义者们所采取的。近来新的变化是这种观点被接受的程度，甚至被美国精神分析学会所接受。如果当代弗洛伊德学派已学会打破偶像，那么反过来关系学派及其他分析师们则愿意给弗洛伊德相应的名分。当引用汉斯·罗伊沃德(HasLoewald)时，史蒂芬·米切尔(1993a)曾多次说过，他强烈要求把弗洛伊德看成“一位受人尊敬的挚爱先辈，而不是被错误埋葬的、萦绕我们心头的鬼魂”(p.176)。所有派别的分析师们现在都认可我们欠了弗洛伊德很大一笔债，但我们所忠诚的再也不是（如果曾经是）一个容易犯错误的人；相反，在弗洛伊德去世后的60多年中，精神分析模式的思想和工作方式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似乎是命运的安排，二战期间，当梅兰妮·克菜茵和安娜·弗洛伊德在伦敦定居时，英国精神分析围绕着这两位伟大的儿童分析师的冲突爆发了，她俩都声称自己是弗洛伊德的合法继承人（金和斯坦纳，1990）。通过欧内斯特·琼斯、西尔维亚·佩恩(Sylvia Payne)和温尼科特等人的调停，最终妥协的结果是在伦敦研究所建立了三种平行的培训机制。因为避免了一次分裂，所以精神分析在英国比其他地方发展得更为辩证，战后尤其丰富多彩、令人振奋。实际上，对20世纪后叶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关系学派的转向”很大程度上源于独立学派（也就是非克莱茵学派）的客体关系传统一如费尔贝恩、温尼科特、巴林特和鲍尔比一他们向弗洛伊德所谓的力比多理论假设发起了系统的挑战。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因为没有小派别被排斥而被迫成为独立的学院，于是，今天整个英国隶属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学院就只有一个，这种多元化的缺失导致了长远的负面后果。显然，在英国较大一点的城市里，有不同学派争夺分析师候选人和病人，那其实才是健康的发展状态，这也是在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常态。

尽管有些受纳粹迫害的难民来到英国，但绝大多数移民到了美国，虽然被广阔的大西洋及近代历史的创伤所切断，但一种新的精神分析在那里开始扎根。从1940年代到1960年代，美国精神分析被这些欧洲大陆人物主宰着，他们大多数来自中欧，虽然分布在不同城市，但主要集中在纽约。他们中有些得到了由劳伦斯·库比(Lawrence Kubie)和贝蒂娜·沃伯格(Bettina Warburg)领导的纽约精神分析学会救援委员会(New York Psychoanalytic Society'Rescue Committee)的赞助，还有其他人是自己来的。他们中间由这股移民潮带到我们这里来的有哈特曼、厄恩斯特·克里斯(Ernst Kris)、鲁道夫·洛温斯坦(Rudolf Loewenstein)、乔治·盖多、安德鲁·佩托(AndrewPeto)、赫尔曼·那伯格(Hermann Nunberg)、罗伯特·包克(RobertBak)、伊迪斯·雅各布森(Edith Jacobson)、库尔特(Kurt)和鲁斯·埃斯勒(Ruth Eissler)等。他们和其他I旧世界的分析师们是纽约精神分析学院杰出的理论和政治中坚，他们从那里将影响扩散到全国各地的学院。客体关系理论主要扎根于英国，后来才与以美国哈里·斯塔克·沙利文为代表的美国人际主义融合在了一起，自我心理学的主流传统则是由美国的中欧分析师及安娜·弗洛伊德所率领的伦敦团队联合创立的。尽管哈特曼及其同事试图寻找一种灵活、实用的方式来应用弗洛伊德的结构理论，但他们从未质疑过其超心理学的假设，尤其是弗洛伊德的驱力模型，他有关自我的观点在人格中只是一种体系，而不是广义上“自体”的近义词。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大多数自我心理学创始者来自维也纳，但美国对超心理学的摈弃主要来自匈牙利出生的大卫·拉帕波特的学生一莫顿·吉尔、罗伊·谢弗、乔治·克莱茵和罗伯特·霍尔特（尽管拉帕波特受训成为一名心理学家，他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精神分析理论家，但他从未有过精神分析实践。同样，他也没有成为美国精神分析学会的一员)。维也纳及布达佩斯传统之间的分歧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和费伦齐之间的创造性张力，费伦齐作为当代精神分析诸多创新趋势的创始人的重要性被低估了。近来，尽管海因茨·科胡特和奥托·肯伯格一这两位分析师在重新塑造弗洛伊德的解释系统时走得最远一

都生于维也纳，肯伯格在智利形成的精神分析理论让他走向了客体关系传统，而作为自我心理学延续的科胡特在美国发展起了自体心理学。科胡特的《自体的分析》（1971)一书中的前两个参考文献均来自哈特曼的著作，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