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期，Jeanne Miranda和Jackie Personsf的研究增加了-一些新的重要证据。在一些研究中，他们观察的是情绪对功能不良态度测量的影响，这些态度会产生早期的令人失望的结果(John Teasdale也曾作过类似的研究)，而不是情绪对记忆测量的影响。他们发现，当没有抑郁病史的个体报告他们感到悲伤时，他们在这类态度上的信念改变很小；反之那些有过抑郁病史的个体报告感到悲伤时，他们则比在情绪正常时，更易呈现出功能不良的态度。例如，在悲伤的时候，他就会认为如果想要快乐，就要成功地做好每一件事12。

这些研究结果都得到与Teasdale相同的结论：即使悲伤的情绪仅仅增加了一点点，那些有过抑郁病史的人也会恢复在抑郁时所体验过的思维模式。拿计算机来打个比方，在康复期“抑郁思维”的程序并未真正从硬盘上删除：情绪上的微小波动都会使其恢复，就好像它从未离开过似的。在MacArthun研究项目的开始，我们达成一致，心理咨询师认为人们表现出的由情绪激活导致的负性思维模式的恢复程度能够预测日后抑郁复发的情况。有一项后继研究证明了这个假设。Zindel Segal)及其同事在一项研究中，选择那些在多伦多药物和精神健康中心刚刚完成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和认知治疗）的病人作为参与者，并诱发了短暂的悲伤情绪。他们的目的是看看对功能不良信念的治疗效果：特别是，治疗是否改变了他们悲伤情绪增加时所产生的信念。Segl及其同事也很想了解，在功能不良态度量表中与情绪有关的得分变化能否预测病人日后的复发情况。结果表明，那些在“情绪挑战”之后，功能不良信念有所增加的病人在接下来的30个月里更容易抑郁复发。此外，那些接受过认知治疗的病人的反应性会比较弱：面对情结挑战他们的功能不良态度改变较少。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快速形成的观点：这样的“认知反应性”，即情绪的微小波动时出现的负性思维较大的改变，是在预防抑郁问题上必须予以重视的。此外，其他研究的数据表明，认知反应性是有累加效应的，抑郁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增加下一阶段的认知反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