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少年自杀率居全球第一；

16%的中国学生考虑过自杀；

自杀是中国第五大死因，中国平均自杀率为23／10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近30万；

自杀是中国15至34岁人群第一位重要的死亡原因;

5～24岁的自杀人数每年竟高达15万人以上；

除了自杀成功者，每年还有约250万的自杀未遂者。

有研究者据此分析，实际自杀人数往往比公布的自杀数高3～5倍，由此推算，中国自杀人数可能达每年60万人以上。

有机构对上海中小学生做过调查，数据显示：上海有24.39%的中小学生曾有一闪而过的“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认真考虑过该想法的也占到15.23%，更有5.85%的孩子曾计画自杀，并有1.71%的中小学生自杀未遂。

仅仅看这些数据，我们或许不会有太大的反应。我们会想人口基数这么大，贫困人口这么多，天知道“别人家的孩子”经历了什么“天大”的事情。

但是那些“别人家的孩子”真的都经历了“天大”的事情吗？

我们这里截取了2017年4月底到5月间，新闻关注并报道的一些学生自杀事件：

2017年4月26日，淮阳一学生张某某和贾某某因琐事发生口角，后二人被同班同学劝和，该班纪律委员将两人口角的经过告诉班主任。随后班主任让贾某某站在走廊自我反省，老师走进教室后，贾某某从六楼跳下。

2017年5月3日下午，四川省南充市第一中学一学生上完第一节课后，独自一人离开教室，从教学楼5楼纵身跳下，当场死亡。警方查明，死者生前因玩手机遭到其母亲两次批评，并抢夺手机。

2017年5月4日北京理工大学附中一男学生由于学习成绩不理想，被其父亲没收了手机，5月5日向其父索要手机未果后从家中11楼南侧阳台跳楼身亡，5月7日其母亲薄某某因儿子离世情绪不稳定也跳楼身亡。

2017年5月10日，安徽毛坦厂中学一女生在教室传看不适合高中生阅读的课外书籍被班主任发现，班主任征得学生家长同意后，家长于当日傍晚将其带回家中。5月11日凌晨，该生在其家庭住处坠楼，经抢救无效死亡。

……

看到真实的案例后，我们不可能再无动于衷了，不仅仅是触目惊心，而是惊讶。原来儿童自杀的直接原因看起来都很“常见”：

有学者指出：对于自杀的个案，每一个试图自杀者的动机都不一样，个人心理素质、微环境及周边的社会支持程度起重大作用。而宏观上偏高的自杀率，则无疑反映了社会和文化层次上的问题。

全球第一的青少年自杀率，难道不足以警醒我们，这么多孩子“草率”地结束自己的生命，父母到底做了什么，又忽略了什么？

有人提出：

“不要给孩子太大压力”；

“教会孩子排解负面情绪”；

“给孩子挫折教育”；

“多关心孩子”；

……

还有人提出：“父母要观察孩子，提前分辨孩子自杀倾向”等等。

我觉得这些都有帮助，但是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什么，为什么他们如此轻视生命？

前些天，山东淄博，常考第二名的学生杀死了第一名，说：“杀死第一名，我就是第一了。”

为了考第一名，选择杀死别人！他明白生命和死亡意味着什么吗？

我们生活在一个忌讳“死亡”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避免提到死亡。父母在对孩子解释“死亡”时，也会含糊其辞、模棱两可，或者干脆避而不谈，假装死亡不曾存在。

我们已经意识到性教育对孩子的重要性了，但是“死亡教育”依然被众多父母忽略。

白岩松在“追问生命尊严：医学的使命与关怀”的专题圆桌会上说：“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然而死亡却是真实的，无处不在。

如果我们忌讳谈论死亡、假装死亡不存在，我们的孩子难道就不会遇到“死亡”，就无法了解死亡相关的信息？

显然不会，与“性教育”一样，他们可能通过不正当、不合理的渠道和途径，在潜意识里获得“死亡教育”，而这样的信息可能是不全面的、偏激的，甚至是畸形的。

在柴静的《看见》里有一篇是《双城的创伤》，讲述六个孩子接连自杀的事情。读来让人触动很大。孩子们为了证明他们的友情，相约自杀，令人感慨万千。那样的方式合适吗？

泰戈尔说：“死亡隶属于生命，正与生一样。举足是走路，正如落足也是走路。 ”

不论我们如何忌讳“死亡”，死亡依然如影随形，因为它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只有正视死亡，让孩子了解死亡意味着什么，他们才有可能正确看待生命。

那么，父母该如何对孩子进行“死亡教育”呢？

国内的死亡教育起步较晚，美国是最早提出死亡教育的国家，我们来看看美国人对待死亡教育的一般态度。

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幼儿园里，一个叫蒂米的男孩去世了。 老师戴妮尔当然可以说蒂米转学了，或者出远门了，或者避而不谈，让孩子慢慢淡忘蒂米的消失？

但是，戴妮尔选择了让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轻轻地告诉他们：“脑瘤使蒂米的大脑停止了工作，使他的身体也停止了工作。就这样，蒂米死了，不会再回来了。”

后来，在分发学习用品和组织游戏时，总有孩子提到蒂米，老师也会再次告诉他们：“蒂米死了，不在这儿了，不能回来了。”

孩子们每一次想起蒂米的时候，戴妮尔都以这样的方式提醒他们。最终孩子们终于认识到：蒂米死了，也不会再回来了。

想过把蒂米生前使用的小桌子搬走的戴妮尔，最后还是组织孩子们讨论如何使用蒂米的桌子。

于是孩子们将蒂米的桌子抬到活动室的一角，摆上他生前最喜欢的恐龙玩具和与恐龙有关的书。并在每本书的扉页上写道：“送给特别喜欢恐龙的我们的朋友——蒂米。”

这使孩子们明白：蒂米死了，不会再回来了，大家很悲伤，但蒂米和大家在一起的日子永远难忘。

戴妮尔的做法，代表着美国人对儿童死亡教育两大基本目标：

一是坦诚面对死亡事实，正确认识死亡。面对孩子们提出的死亡问题，坦诚地讲，给孩子们最简单、最明了的回答，尽量避免似是而非的答复。

二是同时把它作为情感教育的一部分。

一些国家的死亡教育，除了课堂授课外，他们还会拓展一些侧重感受、领悟、体验的教育方式，比如带学生参观殡仪馆、墓地、参加葬礼，把学生放进棺材体验死亡的感觉，让学生到癌症病房、安宁疗护病房、老人院做义工等。

我们看到，“死亡教育”的目的并非教授学生如何消解死亡焦虑，它是要在死亡被文化变得不可言说的当下，让孩子认识到生命的有限，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念，以正确的态度保持生命、追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死亡总归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是死亡教育作为生命教育的一部分，也应当是爱的教育。